二战后的亚洲佛教

信息来源:凤凰佛教发布时间:2018-02-28

     

      二战后,世界佛教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亚洲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亚一些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开始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之时,长期受殖民者压抑的佛教重又恢复其魅人的吸引力,发展佛教成为广大佛教徒的要求和心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也深知佛教作为亚洲的主体宗教,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拥有自己组织与信徒的社会力量,一直以特有的方式强烈地影响着社会。于是,为了发展国家经济与文化,亦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佛教作为国家的主体精神文化加以弘扬,在这一地区掀起了“复兴佛教”的热潮,借以赢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各国佛教界根据形势需要,在保持传统的情况下,做了一些适应于社会变化的调整,改变已往僧人独善其身、自求修行解脱的传统,积极参政议政,力图影响政府。扩大影响、保持住佛教复兴发展的势头。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各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传法活动,同时佛教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和桥梁,佛教规模朝着世界化发展。
      
      50年代佛教在世界全面复兴。1950年5月“世界佛教联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Buddhist,WFB)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正式成立,这是当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世界佛教徒国际组织。其宗旨是:督促各成员国严格遵守佛陀的教法与实践,协调各国佛教徒之间的团结和加强兄弟般的友谊;传播佛陀的崇高教义,在社会上组织进行佛教教育、文化和其它普度众生的慈善活动;在人们中间促成和平的气氛、和谐的关系,为众生的幸福与其它宗教组织进行合作,作出贡献。该会以六色旗为世界佛教教旗、法轮为教徽、5月月圆日为世界统一的佛诞节,大会主席马拉拉色克拉一再强调佛教的传统和至尊的地位。
      
      1954年5月15日缅甸举行世界佛教史上第三次结集活动,以1857年贡榜王朝敏东王主持进行的第二次三藏(指佛教经典:法藏,律藏,论藏集成)结集的大理石刻本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其它巴利文经典,邀请各国高僧共同进行经典校勘的工作。结集的经典主要以律藏为主,校勘要求严格精到,一字一句的差异都要经过大家讨论,然后再参考异本方能定论,经校勘后的三藏全部译成缅文,然后印刷,在世界流通。
      
      1956至1957年是佛陀涅槃2500周年(佛陀诞日为公元前565年,但各国计算起日不同)。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把它当作佛教发展中兴的最佳时期,为此举办了一系列重大庆祝活动。在佛陀诞生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办了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王后亲自向各国代表馈赠观音像,会后各国送来的佛像等礼物被装上彩车拉到城区游行,供市民瞻仰,街上到处悬挂六色佛教教旗和彩灯,盛况空前。印度政府于1956年5月24日在首都新德里首次举行纪念佛陀的公众集会,总统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同年11月24日又举行了为期4天的大规模庆典活动,包括朝圣、礼佛、学术专题讨论会等,肯定了佛教在世界的重要性;这些活动推动了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在缅甸人们盛况空前地欢庆佛陀涅槃2500周年的大典和第三次结集的圆满完成;在庆祝大会上总统向结集主持人献礼,感谢他们为佛教作出的功德和护法的努力。此外,举办了一系列讲经、礼佛、供僧、皈戒、布施、回向等佛事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为2688名少年集体剃发、度为沙弥的仪式,其中有吴努总理的幼女。
      
      1956年印度佛教界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10月14日在世界最早的佛教组织“摩诃菩提会”(Maha Bodi Society of India,1881年建立)的协助下,深受佛教影响的印度前司法部长安培克在印度各地发起了“贱民改信佛教运动”,当年就有50万贱民集体皈依佛教,以后人数一直在不断增加。
      
      5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席卷整个世界,也强烈地冲击着南亚以佛教为传统的新独立国家,于是各种各样的佛教社会主义如:僧伽罗佛教社会主义、缅甸佛教社会主义、泰国佛教社会主义、柬埔寨佛教社会主义等陆续产生并被付诸于实践。它们的共同点是以某些佛教教义解释社会主义原则,如:当代泰国佛教思想家佛陀达萨(Buddhadasa)从人的道德性来阐述佛教社会主义反对剥削的理论,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来自人们精神道德的迷惘,人们总是执着于想不断地得到;欲望念念而生,永不满足;因此不断地沦于苦欲之中,他的阐述代表了泰国佛教徒所持的共同立场与态度。50年代初,斯里兰卡重要的佛教学府耶楞伽罗学院副院长提出:佛教与社会主义不存在对立,究其终极目标和社会的实现,两者存在着共同的基本点。
      
      60年代,南亚佛教复兴运动的势头开始减弱,这主要由于50年代各国过分宣扬佛教,忽视了自身多元宗教的存在现实,影响了其他宗教徒的情绪和利益,为以后的宗教与种族纠纷埋下伏笔。同时过分宣扬佛教,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加大了国家的负担,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损害,导致国家政治、社会局面不稳定现象发生,使原有的佛教复兴运动屡屡受挫。加之外来势力的插手和国与国之间的纠纷,佛教也被裹在其中,面临着各种挑战与压力;但佛教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依在。1963年随着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总部迁至泰国首都曼谷,泰国成为世界发展佛教的中心地。1966年5月唯一的佛教僧侣组织“世界佛教僧伽协会”(The World Buddhist Sangha Assembly)在斯里兰卡创立。此后,佛教徒的政治活动减少,多热心于弘传佛法、兴办教育、修炼禅定等佛事方面;但在越南、老挝反击美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佛教徒一直是重要的政治斗争力量。
      
      70年代南亚各国政教分离的趋势进一步明显,佛教基本上不再对国家政权发生影响,仅着重发挥其社会道德的精神支柱作用。此时缅甸、泰国、尼泊尔等国都开始扩大修禅活动。
      
      80年代佛教界在一些国家参政议政的活动增多,政教关系进一步紧密。
      
      在东北亚和北亚:1946年元旦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关于建设新日本》诏书,即《人间宣言》,天皇神圣的神话从此破灭,日本政治体制由此发生巨大变革。同年11月日本国宪法宣告了国家政权的非宗教性,确立了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则,宗教徒与非宗教徒政治地位一致与平等,宗教信仰真正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在此形势下日本传统佛教各宗开始了以恢复佛教为目的的教团改革运动并加紧在海外的拓展。60年代各宗改革步入新阶段,从批判教团体制入手,以实现教团现代化为目标,实质上改变佛教依存于“学”的形式,使其成为基于个人信仰,不受家庭左右的佛教。80年代后,日本佛教在健全完善自身组织体系的基础上,联合其它主要的宗教发起了“超越各教间差异、求大同合作”运动大获成功。教义宣传中的宗派色彩日益削弱,更接近道德和佛教精神方面的教育。现代科技发展为佛教传教提供了新手段,电视传送、电脑输入、誊印复印技术和小型印刷厂的普及,使寺院出版异常活跃。各家僧众也不再拘泥于传统,他们深入社会,广泛传教,“法轮茶房”已成为固定的传教形式。各医院中的“法话会”、“写经会”也成为新型传教方式,对促进日本佛教大众化、社会化起了很大作用。
      
      日本佛教新兴教团的崛起更引人注目,它们与战后日本出现的三次“宗教热”有关。第一次热潮始于“天皇神圣”神话破灭之时,日本人的传统价值发生了根本性的崩溃,许多人试图通过信仰新兴宗教排除内心的迷惘与失控,新兴教团如雨后春笋纷纷而生。第二次宗教热发生在50年代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与原来的农村社团脱节,在城市中又孤立无援,因而把宗教组织作为依托的集团。第三次宗教热出现在现代富足的社会,其突出的特征是参加的年轻人多、知识层的比例高、教团小型化、活动限于某一个区域、教名标新立异、教义光怪陆离、入教者多持“自我开发”、“自我实现”意识。此外还有一些年轻人在现代社会的金钱、权力至上,人情冷漠的环境里和升学、就业的激烈竞争中承受着高度精神和思想压力,陷于难以排遣的困惑、彷惶和寂寞中,最后投身于宗教的怀抱。在这些新兴佛教教团中影响最大的创价学会与灵友会。他们既把佛教当作一种新人道主义的基础,坚信它可以创造出有能力应付现代发展的新型人;也强调理性作用对生与死、轮回与转世、天界与地狱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佛教从根本上符合理性,可以提供灵性和伦理教诲,以弥补现代科学成果的不足;他们注重指导人们在家庭、职业和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和宗教与伦理问题,以满足人们对团结与社会服务的需求。他们的教义相当通俗简单,如“灵友会”的根本教义就是《法华经》信仰与祖先供奉的结合。凭着祭拜信众们的祖先万灵,使自己能切断恶因缘,得到灵的保护,从而使家庭与国家能够幸福与安康。“创价学会”依循古代大德日莲的教义,实践日莲宗的作法。信众每日勤修功课、消除恶运、开启自己的幸福。1961年该会开始了吸收300万信众的“折伏大行进”活动,由于教团领导人灵异能力的摄受、主要干部的殉教勇气与奋斗不屈的风格和行动策划出色,这一活动获得极大的成功。当今,新兴佛教教团凭借着简单的教义、现代化的组织和传教形式、充满活力布教体制、丰富多采的宗教生活,活跃在日本的社会中。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远不如传统佛教教派,但由于其信众大多是小市民、小商人、农民、家庭主妇与学生,他们对选票与政治结合的日本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战后日本佛教已在北美、南美、西欧、南亚、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发展,其中以真宗本愿寺派的海外布教规模最大、信徒最多,禅宗的影响更甚,新兴佛教教团的势力也不容忽视。
      
      二战后佛教在朝鲜的影响减弱,但在韩国却十分兴旺。在蒙古佛教受到猛烈冲击,大批寺庙被关闭,不少喇嘛被迫还俗为在家信徒,但佛教信仰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仍有潜在的深刻影响。1949年蒙古政府重新开放乌兰巴托的甘登寺,自那时起到1990年初,该寺一直是蒙古唯一的宗教活动场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蒙古政教关系有所缓和,1961年蒙古佛教联盟成立。1969年根据蒙古、苏联、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佛教徒的倡议,“亚洲佛教徒和平会议”(Asian Buddhist Conference for Peace,ABCP)组织在乌兰巴托正式成立。1992年蒙古颁布新宪法,公民的信仰自由受到法律保护,佛教势力迅速发展,寺庙已有百余座,佛教徒已占全国人口的35%。1993年蒙古颁布了“国家与寺庙关系法”,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宗教政策和宗教活动的权限,强调国家机关不得从事宗教活动,寺庙不得从事政治活动。战后在藏传佛教影响很深的苏联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共和国和赤塔、图瓦、伊尔库茨克省及某些中亚地区,佛教徒活动减少。1956年苏联所有的佛教团体汇聚一起,举行了仪式隆重、热闹非凡的庆祝佛陀涅槃2500周年盛会。此后,每逢佛教节日寺庙里人声鼎沸、香烟缭绕,但平日的佛教活动不多。苏联解体后上述地区的佛教势力与活动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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