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日本留学僧在长安

信息来源:西部佛学网发布时间:2018-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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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长安城不但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佛教的中心。长安城内宏伟的佛教寺院、规模空前的译经事业、谆谆善诱的高僧,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日本学问僧、请益僧。(学问僧,来唐学习佛法的僧侣;请益僧,已在本国学有专长,带着疑难问题来唐质疑问难的僧侣。)波涛汹涌的东海,并不能阻挡日本僧人追求佛理、质疑问难的决心。据日本史书记载,从公元608-882年,日本入唐的学问僧、请益僧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有九十二人,留唐的时间有五、六年,十多年或三十多年不等,其中确实到达或留住长安的日僧有四十多人,他们留学期间的费用由日本政府赐给。唐朝政府设有专门机构管理日本、新罗学问僧。据《新唐书·百官志》(卷48):“崇玄署掌京都诸观名数与道上帐籍、斋醮之事。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唐朝政府对日本学问僧也给予种种照顾和优厚待遇,如对日本圣武朝的学问僧荣睿、普照、玄朗、玄法等人每年给绢二十五匹及四季衣服,仁明朝之学问僧圆载,特给五年食粮。日本僧人在寺院中的生活费用,由信徒施与;如游历各地时,可在各州就龙兴寺、开元寺求食请宿;如所在地无寺院,由民家施与。从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记载看到,圆仁及其弟子惟止、惟晓,随从丁雄万从山东登州至山西五台山,历时二个月,所到之处接受施与,顺利到达目的地。日本学问僧到达长安后,多在西明、慈恩、兴善、青龙、福寿、荐福、龙兴等寺和慧日道场学习,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唐代流行的佛教各宗相继传入日本,历史上称为南都六宗。佛教的传播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媒介。随着佛教的东传,文学、艺术、建筑、绘画、雕塑、医药等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日本人唐学问僧、请益僧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现将日本知名的入唐学问僧在长安的活动作一简单的介绍。
      
      道昭于公元653年入唐,在长安从玄奘学法相宗。661年带着经论归国,置平城右京禅院,开创日本法相宗。定慧于公元653年入唐,在长安城内慧日道场就学于神泰,667年归国后创寺于大和多武峰。智通、智达于公元659年入唐,在长安从玄奘学。智通学“无性众生义”,为日本法相宗第二传,在大和建观音寺,于天武天皇元年任僧正。弁正于公元702年入唐,后在长安城谒见唐玄宗,以善围棋而受唐玄宗赏识,后客死于唐。在日本的《怀风藻》中保存着弁正所作“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的诗句,流露了作者对故国乡上的怀念之情。
      
      智风、智鸾、智雄于八世纪初入唐,曾在河南濮阳就智周学法相宗,为日本法相宗第三传,归国后在奈良元兴寺传弘,又称南寺传。玄昉于公元717年入唐,亦从智周学法相宗,734年携经论五千余卷及诸佛像归国,于739年(天平十一年)依《开元释教录》写一切经五千四十八卷,为日本法相宗第四传,在奈良兴福寺传弘,称为北寺传。
      
      道慈于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随第八次遣唐使粟田真人入唐,在长安学习三论宗、法相宗及密教,于公元718年归国。天平元年(729)按照他在唐长安所绘西明寺图,参与迁建大安寺的工程。据《续日本纪》天平十六年十月辛卯条记载:“迁造大安寺于平城敕法师(道慈)勾当其事,法师尤妙工巧,构作形制皆禀其规模,所有匠手,莫不叹服焉。”足见其用心精巧、技术高超。道慈还把义净新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传入日本,根据该经《四天王护国品》的内容,仿照唐朝的大云寺、龙兴寺、开元寺的规制,在日本各地建立了国分寺(即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和国分尼寺(即法华灭罪寺),僧寺定员二十人,尼寺定员十人。荣睿、普照于公元734年随遣唐使来中国,曾在洛阳、长安学法,并邀请扬州龙兴寺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传播律宗,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普照回国后,根据长安路旁植柳的办法,遂倡议在平城京道路两旁种植果树。
      
      灵仙于公元804年入唐,住醴泉寺,曾辅助罽宾国般若三藏译出《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一部八卷。灵仙担任笔受和译语,必须精通梵文和汉语,足见其学力深厚。在唐代的翻译事业中,先有新罗僧圆测辅玄奘的译事,后有日本僧灵仙辅助般若的译事,其业绩先后辉映中国佛典翻译史册。
      
      在日本学问僧、请益僧中“入唐八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是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八人。其中最澄和他的弟子圆仁、圆珍属于天台宗;空海和他的弟子常晓、圆行、惠运、宗睿属于密宗(真言宗)。他们都从中国携回大量的经轨、佛像、法器,且各编有一部“请来目录”,为研究唐代佛教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资料。
      
      最澄,804年入唐,805年归国。在天台山从道邃、行满、顺晓等学习天台宗教义和密教。携回佛教经典230部460卷,归国后在比睿山延历寺开创日本天台宗,寂后被尊为传教大师。
      
      请益僧圆仁及其弟子惟正、惟晓、侍役丁雄万等一行四人于公元838年(唐文宗开成三年)随第十八次遣唐使入唐,在中国游历了九年零五个月,留居长安近五年,他们先在扬州学梵文,后到五台山学密宗,入长安青龙寺从法全学胎藏界密法,归国时携回经典581部802卷以及胎藏界、金刚界曼陀罗、高僧真影等共59种,他还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其中所记唐长安城及其周围的一些情况,是研究唐代历史、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圆仁在长安游学期间,与中国僧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弟子惟晓于会昌三年(843)七月二十四日圆寂,葬在长安城春明门外(西安东郊皇甫庄以东一带)的镇国寺附近。在圆仁即将回国时,中国僧人栖白作《送圆仁三藏归日本国》一诗:“家山临晚日,海路信归桡。树灭浑无岸,风生只有潮。岁穷程未尽,天末国仍遥。已入闽王梦,香花境外邀”。
      
      圆珍于唐宣宗大中九年(855)五月二十三日入长安,在青龙寺从法全学密宗,受灌顶位;在兴善寺礼不空三藏舍利塔。十月一日归国。
      
      请益僧空海,公元804年(延历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随第十六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从难波出发,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长安,住西明寺。次年,从青龙寺惠果阿阇黎习金刚界、胎藏界密法,受阿阇黎灌顶位和“遍照金刚”称号。空海在长安滞留一年零八个月,在惠果门下学习了六个月。他在梵文、汉字书法和诗文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据日本《高野物语》记载:相传唐朝宫殿墙壁上有王羲之的墨迹,因墙壁损坏而墨迹不全,空海精于书法,就请他补写。补完五行,尚缺一字,他就用笔在盛满墨汁的大钵内醮了墨汁写了一个“树”字,其笔法和王羲之的真迹十分相似,唐德宗叹为观止,授与他“五笔和尚”的雅号。唐人胡伯崇在《赠释空海歌》中,用“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的诗句,赞誉他高超的书法艺术。
      
      正当空海在青龙寺如饥似渴地学习密宗时,惠果不幸在青龙寺东塔院病逝,空海怀着十分尊敬的心情,撰写了《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黎惠果和尚之碑》。惠果的病逝,使空海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但是,空海学习、传播密宗,增进中日友谊的决心毫不动摇。他矢志继承惠果的遗愿,为在日本传播密宗而竭尽全力。当他即将辞别朝夕相处的义操和尚时,写下了别意绵绵的诗篇:“同法同门喜遇深,随空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经国集》卷10)字里行间,充分地流露了两国僧人的友情。806年二月,空海满载着丰硕的学习成果和佛教典籍,离开长安。回国后,在高野山建立金刚峰寺(在今和歌山县东部),开创了真言宗,圆寂后被尊为弘法大师。空海归国时携回的“真言五祖像”,据传为当时著名画家李真等十余人合作,是传世的唐代绘画珍品,至今仍藏在京都教王护国寺内,成为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实物例证。空海所著的《文镜秘府论》,则是研究唐诗的平仄、音韵、格律的著作;他所书写的《风信帖》,其笔法颇有王右军的韵致,兼受颜真卿的影响,真迹仍珍藏于京都,成为日本的国宝。
      
      圆行于文宗开成三年(838)入唐,翌年正月到长安,从青龙寺义真学密宗,于开成四年(839)十二月归国,携回经典69部、123卷及佛具16种。慧运于会昌二年(842)入长安,巡礼荐福寺、兴善寺,后从青龙寺义真学密宗,在唐留学六年,于大中元年(847)归国,携回密教经轨等170卷。宗睿于咸通二年(862)来中国求法,在长安青龙寺从法全学胎藏界法,通晓密宗、法相、天台宗义,留学五年后回国。
      
      圆载于838年随第十八次遣唐使入唐,因遇武宗毁佛,850年到长安青龙寺从法全学密宗,受两部灌顶,后住西明寺,搜求并抄写佛典及儒家经史等书,选入宫中讲授佛法,受到唐宣宗的崇敬,赐与紫衣。日本仁明天皇为表彰圆载“勤求圣道”之功,赐与传灯大师的称号。他在唐留学近四十年,和唐代诗人交情很深,诗人皮日休、陆龟蒙、颜萱均有诗相赠。公元877年,圆载携带在唐求得的各种经典几千卷,搭乘唐商李延孝商船回国,不幸在海上遇风,船破身亡,几千卷经典亦沉入海底。
      
      “大海浪中分国界,扶桑树底是天涯。”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日本学问僧、请益僧远道前来长安城,为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贡献,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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